目前，学界有两种看法：一是三苗来源于境外的九黎，即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被黄帝打败之后，他的余部逃到江汉地区，形成了“三苗族”；二是三苗原本就是居住在江汉地区的土著居民，九黎族被黄帝打败之后南下，融入了三苗部落，形成了新的氏族联盟。我们认为，后者更有说服力。理由如下：

首先，湖北的石家河文化晚期融入了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元素。石家河文化遗址在湖北，大汶口文化遗址在山东，这两种文化存在的时间大致相同，但相距遥远，然而，现在考古发现：在晚期的石家河文化中出现了大量大汶口文化元素。例如，石家河文化以灰黑陶为主，但后来出现了红陶，而红陶存在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之中；在石家河文化遗址的墓葬中，发现了拔去上颌两个外侧门齿的习俗，而这种拔牙习俗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。这些考古发现表明：来自黄河下游的“东夷文化”融入了“南蛮文化”，“东夷文化”是客体，“南蛮文化”是主体，也就是说，蚩尤被杀之后，部分族人南逃，来到了江汉地区，成为湖北早期“先民”的一部分。——蚩尤是炎帝（广义）的后裔，其根据地在山东，而山东等地被中原主流氏族蔑称为“东夷”。

始祖蚩尤 的雕塑

其次，石家河文化源远流长，分布区域广泛，湖北“土著”是文化创造主体。“文化”是人创造的，创造“石家河文化”的人是“本地人”，因此，他们可能是“三苗”，也可能是比“三苗”更早的“土著”。屈家岭文化遗址在今天的京山市屈家岭地区，其区域广袤，涵盖鄂西北的清江流域、洞庭湖流域、武汉周边等地区，存在时间距今5100-4600年。石家河文化承袭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，石家河文化起点可能距今4600多年。石家河文化因发现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而得名，但其范围涵盖整个湖北省，其北缘触及河南的郑州。至今，已发掘的大型遗址有：郧县青龙泉和大寺，房县七里河，天门石家河，当阳季家湖，松滋桂花树，均县乱石滩和花果园，孝感碧公台与涨水庙，枝江关庙山，江陵蔡家台和张泉山，蕲春易家山等。因此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“三苗”是江汉本土原住民的主体。

神话涿鹿之战

——关于湖北“三苗”的文字记载，散见于各种古籍，这些记载表明，“三苗”生活在石家河文化末期，而“三苗”之前的湖北先民，我们就无从得知了！现代考古表明，大型文化遗址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“文化圈”：孝感——随州——枣阳，直至郧县、宜昌西。这个“文化圈”的存在表明：在江汉平原没有彻底形成之前，古人们主要生活在海拔五十米“等高线”以上的地方。这些古人可能是更早的“土著”或“本地人”；然而，因为没有文字记载，我们现今无法断定他们是谁，也因此，我们只能暂时认定“三苗”是湖北的原住民。

三、“三苗”的归宿

记载“三苗”的古文献众多且碎片化，存在“众说纷纭”和互相矛盾的地方，因此，在此笔者只能综合多种说法，给出“三苗”归宿的大概。

始祖蚩尤

黄帝炎帝联合打败九黎集团之后，蚩尤被杀，其氏族部分融入炎黄集团，部分南下融入荆蛮或“三苗”。后来，尧、舜、禹相继剿杀“三苗”——一部“三苗史”就是一部同尧、舜、禹战争的历史。最终结果是“三苗”或融合或迁徙或流放，直至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从夏代开始，不再有“三苗”的“新记载”。当然，征战总有其合理性，“有苗不服”“三苗作乱”是尧、舜、禹南征的主要理由。

禹最后将“三苗”一分为三，其中一部分退出“荆蛮”的核心区域，向湖南北部和贵州方向迁移……根据中原的古籍记载，从当代整理的多种《苗族古歌》看出，“三苗”的被剿杀及其不断迁移，是一个悲惨凄凉的过程。——这一问题我们下次陈说。

石家河古城遗址

“三苗”是全部迁移，还是部分滞留湖北，因为没有详细文字记载，我们不好判断。——暂时无法证明恩施的苗民是“三苗”的后裔。换句话说，“禹征三苗”之后，湖北还剩多少“先民”，我们无法细说。不过，近年的考古提供了少许信息。我们可拿近年的石家河考古发掘来说明部分问题。

航测石家河古城遗址

石家河古城规模庞大，是“三苗”的政治文化中心。考古发掘表明：大约在4000年前，规模庞大、兴旺繁华的石家河古城被废弃；在海拔50“等高线”以上的许多地方发现残缺残损的人骨，还有不同样式的箭簇。这一发现揭示了两个历史事实：一是夏代北方的中原势力对南方原住民进行了剿杀，二是石家河古城的废弃可能与禹帝南征存在一定因果关联。随之，石家河文化消失，中原文化开始在江汉地区铺展，长江中游文化进入了另一文明阶段。如果我们排除古云梦泽水位上涨这一因素，那么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：禹帝没有理由将“荆蛮”赶尽杀绝，但石家河古城为何被废弃？先前的市民去了哪里呢？

——至于历史上的N次南北民族大迁移，“江西填湖广”，“湖广填四川”，那是后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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